一线人员奖励、补贴落实难？官僚主义是病根

在抗疫战斗即将胜利的当口，出现了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主要与一线人员带的待遇有关。根据曝光时间大致有这些：打扫医院的一线保洁人员被克扣补助；火神山雷神山部分工人隔离14天后无人安排返乡，只能流落武汉进退无路；某些医院领导和行政人员领取防疫奖金远高于一线医生护士；一些一线医务人员的防疫奖金被收回……

这些看似五花八门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矛盾：官僚主义。上一篇文章里我用了一个形容词叫“中间那一坨”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个问题：从国家角度来讲，我不可能想着省这点小钱，这是拿国家的公信力和声誉开玩笑，这点奖励都要省以后出事指望谁来卖命？但对于中间这一坨来说，很多人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因为不同群体的利益出发点是不同的。

但是国家的意志是要通过“中间这一坨”来贯彻执行的，这就会产生很多棘手的问题。以这次对一线医务人员的补贴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背后的问题：国家肯定是大手笔要奖励这些伟大的医务工作者，他们是抗疫胜利最大的功臣，但是很多问题曝光出来——比如院领导和行政人员分到的补助要比一线人员还多；国家一看这样不行，必须要让补贴发到对的人手里，所以出台规定明确补贴范围，一线人员怎样二线人员怎样。结果中间那坨一看，自己捞油水的机会落空了，那大家就谁也别拿了，拿到补贴的也退回来，还非常利落的把锅甩给国家——我给你们看看这个规定，你不是呼吸科的，不算一线；你们发热门诊没有确诊，不算一线……这是国家的规定哎！你别怨我。

大家可以看看网上这一话题下的讨论，这些账号我一个一个都点进去看了，从抗疫之初就会发布一些自己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都是真实账号，他们所反映的问题也都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现实问题。

一个人两个人的补贴没有到位，那还可以看做个例，但是如此没有联系的各种职业全国各地都普遍出现同样的问题，就不能不代表着某种客观规律了。这就是官僚主义的普遍表现形式之一。自古以来都是个大难题。

讲一个历史故事，王安石变法。北宋时期，冗官、冗兵、冗费和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是朝廷内部最大的困扰，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我们看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政策，可以说非常对症下药、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来北宋少则富国强兵，多则成为一个崛起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呢，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确实由于理念过于超前，另一方面是因为变法的利益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相抵触，于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破坏变法的现象普遍发生。

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你不是让我发贷款吗？那我发出去就是了，我也不管发给谁，我发给地主乡绅你又查不到。

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到了基层官吏就变成了8分、9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

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的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在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再说一个类似的历史故事：1965年，重回一线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听取了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当他得知彼时中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90%分布在城市或县城，而只有10%在农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依然处在缺医少药的窘境之中”时，愤怒的当面斥责了钱信忠：“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随后毛泽东做出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进一步提出方案，要求：“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毛泽东发怒的这一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工人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

1966-1968年，响应领袖号召，“赤脚医生”的乡村医疗形式在全国推广，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最普遍的形象是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也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但确确实实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制度。简简单单的青霉素、破伤风、助产知识、消灭四害、防疫知识，甚至于最基本的洗手习惯，都让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婴儿存活率大大改善。

从土地改革开始，农业合作社、村办小学、成人识字班、赤脚医生等等一些列伟大的变革，五千年以来第一次将活力与生机散播在泱泱中华最底层的土壤上，千千万万的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他们就像是宗教神话里福音的传播者，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这个民族大步向前，在华夏大地上完成了一次无声的革命。赤脚医生的历史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荣光”最完美的体现之一。

可以说，培养一大批“农村基层医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好事，但是故事的侧面令人耐人寻味——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说他们完全不会“治穷病”，根本不会为人民服务，甚至基本上不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这话说的其实非常重了，以至于被点名批评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颇有微词，后来他曾说：“‘6·26指示’对卫生工作的批评，说不是毛主席对卫生部领导和医疗界人士的公开批评，也不是毛主席的亲笔批示，更不是政治局讨论后批发的文件，不足为据。……‘6·26指示’并不代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卫生事业遭受曲折，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这个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大致意思就是——虽然你批评了我，但是你没经过政治局讨论，那就是违反组织流程。后面的话更逗，大致意思就是“他乔治·马丁就是个写书的，懂个屁《权力的游戏》”，并非常耐人寻味的暗示“6·26”指示的后果是“卫生事业遭受曲折”。那究竟是全国卫生事业的挫折，还是他钱部长本人和卫生部的挫折呢？

故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钱信忠部长因为被主席批评，在十年嗡嗡嗡期间受到了冲击，1979年重新担任部长，1981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5月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从时间线就可以看出，诸多过于走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在钱主任的任内推行的。不是说计划生育不对，而是执行的过程中掺杂了大量的官僚主义一刀切、矫枉过正、暴力执法、轻视妇女权益等大问题。诸如“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这些口号现在看来都触目惊心。

所以说钱部长可能对毛主席的批评有意见，那么经过时间的沉淀，老百姓们心里也会有杆秤。他们是会怪毛主席不经过组织程序冤枉了钱部长呢，还是感慨毛主席对官僚们的判断就好像孙悟空火眼金睛审视白骨精呢？千秋功罪，更与谁人评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毛主席有诗云：“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就是华佗这样的神医也对血吸虫这种小虫子无可奈何——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就连毛这样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也奈何不了一个个的官僚、吸血鬼。按下这一波，那一块又浮了上来；免了这群人，新上来的又走了老路……我之前说过他最后那次运动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老人家革的不是命，而是人性”。

自古以来从上到下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歇，封建社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朱元璋。朱元璋既有着雄才大略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的策略就只有简单的一个字——“杀”。但是最终历史证明，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定三十两银子就砍头，还是有人贪污；你把贪污人都杀光了，还是得有人干活，干活的人继续贪……于是就形成了洪武年间各种奇景，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西方现代文明对于抵抗官僚主义倒是趟出了一条路——程序正义。大家没有看错，是程序正义而不是选举政治。选举政治依然不能摆脱官僚主义的劣根性，看一看马克·吐温的政治讽刺小说和经典英剧《是，大臣》《是，首相》。程序正义确实非常有用，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宝贵经验，完善的法律、规则、制度确实是抵御官僚主义最好的武器。

但是呢，程序正义也不是万能的，我在《生而贫穷》第六章《精英的特权》里提到过的——精英们在制定“程序”的时候，往往会留一个“精英的后门” 。程序正义往往是一个制度性的严重不平等。所以说从来没有完美的制度，人类本身就是在各种不完美中一点点改善、进步、与成长的。凑合过呗，还能离咋滴？

除了程序正义，还有另一条道路，来源于毛泽东的天才构想。纵观毛的一生，都在于官僚主义做着不懈的斗争，从整风运动，到三反五反，在他的晚年提出了一个更大胆、更天马行空的设想：就是把权力交给所有人民，自下而上的“闹革命”，去夺官僚的权，去净化先锋队，还要七八年搞一次。当然这个确实没成功，现在也不怎么提了。

在他的晚年，一次眼科医生上门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医生赶紧上前劝慰：“主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哭坏的。”医生仔细查看，发现书打开的那页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老人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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